大卫·休谟（David Hume，公元1711年4月26日—公元1776年8月25日），苏格兰不可知论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被视为是苏格兰启蒙运动以及西方哲学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休谟问题，即所谓从“是”能否推出“应该”，也即“事实”命题能否推导出“价值”命题，它是休谟在《人性论》中提出的一个著名问题。这个问题在西方近代哲学史上占据重要位置，许多著名哲学家纷纷介入，但终未有效破解。
“在任何民族中，如果这个民族从来不曾享受过一种自由政治的恩惠，它就不可能产生艺术和科学。”
一言以蔽之，艺术和科学，同某些植物一样，需要一块新鲜的土壤；无论土地多么富饶，也无论你怎样用技艺和细心来补充它，一旦地力耗尽，那它就再也不能产生出任何这类完善和完美的东西来了。
关于艺术和科学的兴起、进步的问题，并非全是少数人的鉴赏力、天才和特殊精神的问题，也是一个涉及整个民族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把后者看作是一般的原因和原则。
在中国，似乎有不少可观的文化礼仪和学术成就，在许多世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本应期待它们能成熟到比它们已经达到的要更完美和完备的地步。但是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大的帝国，使用同一种语言，用同一种法律治理，用同一种方式交流感情。任何导师，像孔夫子那样的先生，他们的威望和教诲很容易从这个帝国的某一角落传播到全国各地。没有人敢于抵制流行看法的洪流，后辈也没有足够的勇气敢对祖宗制定、世代相传、大家公认的成规提出异议。这似乎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理由，能说明为什么在这个巨大帝国里科学的进步如此缓慢。
——大卫·休谟
休谟提出了很好的命题，阐释了当下举国关心的“艺术与科学生长之土壤”。今天本频道还选择了几个短视频。既然我们接纳了大卫·休谟的“艺术·科学与土壤”，那么鲁迅与胡适的“人性与土壤”撕扯呢？还有撒切尔夫人的短视频，简单透彻直入心底；而中国女贪的短视频，义正辞严大谈公正公平。这两个女人的人性与土壤的关系呢？接纳了艺术·科学与土壤，人性与土壤呢？
论艺术和科学的兴起与进步
在我们对人事的探究上，没有什么比确切分清哪些是由于偶然机遇，哪些是由于因果关系更需要精细研究的了；也没有什么别的问题，比它更容易使研究者被自己错误的穿凿附会弄得晕头转向，上当受骗。如果说任何事件是由机遇而发生的，那就不必再去研究它了；这样，研究者就同其他人一样停留在无知之中。如果假定事件是由某些确实可靠的原因引起的，他就会发挥才能来寻求这些原因；而如果他又能在这个研究中有足够的精细，他就有机会大大扩充他的著作，显示他渊博的知识，因为他看到了一般民众和无知的人不曾看到的东西。
在区分机遇和因果的问题上，往往要看具体的研究者思考的是什么样的具体事情，以及他们对这些事情的明察能力如何而定。不过要是我能提出某个一般的规则，那对我们作出这种区别还是有帮助的。我想这条规则可以表述如下：那些靠少数人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凭机遇的，或者说，它的起因是神秘的和难以探明的；而那些在大量人群中发生的事件，则常常能够找到确定的、可以理解的原因来加以说明。这条规则可以用两个很自然的道理来说明。第一点，如果假定一颗骰子有个特点，总爱倾向于显出某一边，那么不管这种习性是多么小，只掷几下也许并没有显出这一边来，可是扔的次数要是很多时，平均起来这一边出现的机会就一定相对要多些。同样，如果某些原因能产生一种特殊的爱好或激情，那么在一定的时代和一定的民族中，虽然一些人可能并不受它的感染，有他们自己的特殊感情；但是多数人确实会被共同的爱好抓住，他们的一切行为会受到这种社会风气的支配。第二点，那些适于在多数人身上起作用的原因或原则，总是些具有比较根深蒂固的性质的东西，它不大会顺从偶然事件，也不大会受一时的念头或个人幻想的影响，同只适于在少数人身上起作用的原因不同。后者通常是些非常精致和微妙的东西，只要某一具体的个人在健康、教育或运气方面发生很小的偶然变化，常常就足以使它改变或阻碍它们发挥作用；所以不可能把它们当作什么普遍适用的经验和原理。它们的一时影响，决不能使我们确信到另一时期还能起作用，尽管在这两种场合下一般条件完全相同。用这条规则来衡量，一个国家内部的逐步变革必定更适于作为一个可以用理性和观察来加以研究的对象；相比之下研究外部的干预或激烈的革命就要困难得多，因为它常常是由某些个人引起的，而且有许多任性、愚蠢或反复无常的行为在起作用，不容易用一般的情感和利益来说明。在英国，王权削弱和平民兴起，发生在允许财产进行转让的各种法规提出和执行，贸易与工业增长之后，这些都比较容易用一般原则来加以说明；但是，像查理·昆特死后西班牙衰落和法兰西君主国兴起这类事情就不同，如果亨利四世、黎塞留枢机主教和路易十四是西班牙人，而腓力二世、三世、四世和查理二世是法国人，那这两个国家的历史就会完全颠倒过来。基于同样道理，说明某一国家商业贸易的兴起和进步，比说明它在学术方面的进步要容易得多；一个国家专心致志鼓励贸易的发展，要比它培养学术更有保证得到成功。贪婪、发财的欲望是一种普遍的情欲，它在一切时间，一切地方，一切人身上都起作用；但是好奇、求知欲，只有很有限的影响，它需要青春年少的精力和闲暇、教育、天赋、榜样等等条件，才能对人起支配作用。在有买书人的地方，你绝不会找不到卖书的人；可是有读者的地方，可能常常没有作者。在荷兰，众多人口的需要和自由，使商业得到发展；但是学术上的研究运用，几乎还没有使他们产生出任何杰出的作家。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没有什么别的主题比研究艺术史和科学史更需要小心谨慎的了，我们应当避免讲些根本就不存在的原因，或者把纯属偶然的东西说成是稳固可靠的普遍原则。在任何国家中从事科学事业的人总是很少数的；他们的志趣、愿望的作用是有限的；他们的鉴赏能力和判断能力是精细的、容易改变的；他们作用的运用发挥常常受最微小的偶然事件干扰。所以机遇或秘密的难以探明的原因，对于一切精致艺术的兴起和进步必有重大的影响。不过也有一个理由，使我认为不能把这个问题全部归结为机遇。虽然从事科学事业以其惊人成就赢得后世赞叹的人，在所有时代和所有国家里总是很少，但他们总不是孤立的现象：如果产生他们的那个民族在此之前不具备同样的精神和才能，并使它在人民中得到传播渗透，那么要从这民族最初的幼稚状态中产生、形成和培养出那些杰出作家的鉴赏力、判断力，就是一件绝不可能的事。要说群众都趣味索然，而能从他们之中产生出出类拔萃的优美精神，那是不可思议的。奥维德说：“上帝就在我们之中，呼吸到神圣的灵感，我们才生气勃勃。”一切时代的诗人都提倡这种灵感说。不过无论如何，这里并没有任何超自然的东西。点燃诗人灵感的火焰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它只是在大地上奔腾的东西，从一个人胸中传到另一人，当它遇到最有素养的材料和最幸运的安排时，就燃烧得最旺盛明亮。因此，关于艺术和科学的兴起、进步的问题，并非全是少数人的鉴赏力、天才和特殊精神的问题，也是一个涉及整个民族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把后者看作是一般的原因和原则。我承认，一个人要是研究某个特定的诗人——以荷马为例——为什么会存在于如此这般的一个地方，存在于如此这般的一个时间，那他就是轻率冒失地陷入了怪想，除了这类繁多而虚假的精细奥妙问题而外，他就不能研究别的重要问题。也许他会自夸他说明了费边和西庇阿这些将军为什么在那个时代生活在罗马，为什么费边出生早于西庇阿。要解释这样的偶然事件，只能说出贺拉斯所说的那种理由：Scit genius, natale comes, qui temperat astrum,Naturae Deus humanae, mortalis in unum——Quodque caput, vulta mutabilis, albus et ater.（大意是：多样的东西才能合成世界，有此有彼，有黑有白。——译者注）但是我还是认为，对于某一个国家为什么在某个特定时期会比它的邻邦要更加文明、更加讲求学术，在许多情况下是可以找到好的说明理由的。这至少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主题。如果我们在还没有弄清是否能说出一番道理来证明这一点，是否能把它归结到一般原则之前，就完全放弃对它的研究，那是很可惜的。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第一点来自观察的看法是，在任何民族中，如果这个民族从来不曾享受过一种自由政治的恩惠，它就不可能产生艺术和科学。
在世界史的最初年代，人们还是野蛮无知的，为了在彼此的暴力争斗和不义中求得安全，当时除了选择某些人（人数或多或少）来做统治者外还找不到别的办法；人们对他们寄予盲目的信任，还没有法律或政治制度提供保证来防止这些统治者的暴力和不义行为。如果政权集中在一个人手中，如果人口由于征服或自然繁殖增长到很大数目，君主就会看到单靠他个人管辖所有的地方，处理所有的政务，那是办不到的，必须委派他的全权代表去当他的下属行政长官，在他们各自管辖的地区维护和平和秩序。在经验和教育还没能使人们的理智判断能力得到相当程度的改善时，君王本人不受任何约束，也从没想到要去约束他的大臣，只管把他们安排到各处，置于各部分人民之上，委以生杀予夺的全权。所有的一般法律，在运用到具体场合时是相当麻烦的，需要有洞察力和丰富的经验；具备了这两方面的能力才能认识到照法律办事其实比任性地使用统治权力所带来的麻烦还要少些，也才能认识到一般法律整个说来带来的麻烦和不便是最少的。国家内部法律的制定和运用，有经常的试验和勤勉的观察也就够了；而人们要想得到一些别的进步，尤其是高级的诗和雄辩艺术上的进步，还需要有敏捷的天才和想象力的作用；所以在法律的改进达到相当水准之前，那些高级艺术的进步是很不容易得到的。所以不能认为一个不受约束又没受教育的野蛮君主，会成为一位立法者，也不能设想他会约束各行省的蛮横官吏和各村镇里的土霸王。我们知道，已故的沙皇虽然有高贵的禀赋才能，十分喜爱和赞美欧洲的艺术，还是公然崇尚土耳其的政治统治方式，喜欢作些概括的决定，有如野蛮的君主政权那样，下判断做决定根本不管什么方法、形式或法律的制约。他没有觉察到这样一种做法，同他致力于改善人民的其他一切作为是多么矛盾。任性的权力，在一切情况下都是某种压迫和败坏；要是收缩到一个很小的范围，就全然是毁灭性的不可忍受的；要是具有这种权力的人知道他当权的日子不长和不确定时，情况就更加糟糕。塔西佗说，Habetsubjectos tanquam sucs; viles ut alienos。意思就是说，他以全权统治臣民，好像他们是自己的所有物；同时又完全无视他们、虐待他们，好像他们是属于别人的。一个民族处于这种方式统治之下，不过是些奴隶，这里所用的“奴隶”一词完全符合该词的本义；要说他们能够具有追求精致趣味和科学理性的抱负，那是不可能的。他们没有那么多勇气享受生活所需要的丰富多彩或安全。所以，要期待艺术和科学能首先从君主政权下产生，等于期待一个不可思议的矛盾。因为在这些精致东西产生以前，君主是无知和没受过教育的，他的知识不足以使他理解需要用一般法律来平衡他的统治，他所做的只是委派他下属的全权行政官吏。这种野蛮政治贬抑人民，永远阻碍着一切进步。假如科学为世人所知以前，有一位君主已经聪明智慧到能成为一个立法者，他懂得靠法律而不是靠那些官僚的随心所欲来治理人民，那么这个政治或许可能成为艺术和科学的摇篮。但是这个假定看来几乎没有任何根据或合理性。在一个共和国的幼年时期，由于法律很少，也会像一个野蛮君主国那样，委派一些权力无限的人来治理和作出决定。但是除了人民经常的选择能在很大程度上限制政府的权力而外，约束官员以保持自由的必要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定会逐渐显示出来，从而必然会产生出一般的法律和章程制度来。有一个时期，罗马执政官决定一切问题，不受任何确定的法规制约，后来人们不愿再忍受这种桎梏，就创立了十人团，由它颁布十二铜表法。这部法典尽管在份量上比不上一部由议会制定的英国法规，但在这个赫赫有名的共和国里，若干世纪都靠这部几乎是唯一的成文法来解决财产和刑罚问题的。这些法律和一个自由政府的形式，足以保证公民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撤换有权力的人，防止任何人以暴力或专制对待他的同胞。在这种情况下，学术能够抬起头来得到繁荣；但这一切绝不可能在压迫和奴役里存在，有如在野蛮的君主统治下永远不会有这种结果那样，因为那里唯有人民受长官权力的管束，而长官们却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的管束。这种性质的无限专制，只要它存在一天，就要竭力阻止一切进步，不许人民获得知识，因为人们有了知识就能争取一种较好的政治和一种比较温和适当的政权。这就是自由国家的好处。尽管一个共和国也可能是野蛮的，可是由于一种绝对无误的作用，它必然会产生法律，即使人类在其他学术方面还没来得及取得可观的进步。从法律产生安全，从安全产生对知识的渴求，从这种渴求产生知识。这个进步过程的往后几步也许带有较多的偶然性，但第一步是完全必然的。因为一个共和国要是没有法律就决不能持续存在。相反，在一个君主制国家里，这种政治的形式本身就使法律的产生成为不必要的。君主政体，如果是绝对的，本身就包含着对法律的某些厌恶。只有那些有大智慧的和善于思考的君主也许能把两方面加以调解结合。可是这样有智慧的君主，要是没有人类理性的较大发展和改进，是决不能指望他的出现的。而这些进步又需要有求知欲、安全和法律。因此，艺术和科学的最初发展，决不能指望会发生在专制政治之下。虽然我把缺少法律，给予一切大小官吏以生杀予夺的全权当作主要的原因，但除此之外，在专制政权下还有些其他因素阻碍着精致艺术的兴起。雄辩在民众政治下产生的确是比较自然的。在完成一切事业上，彼此仿效和竞争必定能唤起更加生气勃勃和主动活跃的精神，使人们的天赋和才能得到比较充分发展的天地和宏大的目标。所有这些因素，只有自由的政治才能提供，所以它是艺术和科学唯一适宜的摇篮。
我对本文主题要谈的第二点来自观察的看法是：对于文化与学术的兴起，最有益的条件莫过于存在着一些彼此为邻的、由贸易和政治往来联系在一起的独立国家。这些邻近国家之间自然产生的相互仿效和竞争，是促进文化学术进步的一个显著动力。不过我要着重强调一个限制性的条件，那就是，它们的领土大小要能使竞争双方都能保持各自的力量和权威。一国政府管辖辽阔的领土，只要有一个人权力过大，马上就会变成绝对的；小国则自然地趋于共和制度。一个大的政府总是容易一步步变为专制的，因为它的每个暴力行为最初形成了一部分专制因素，随着这类行为的增多，不知不觉就会越走越远，也不会激起强烈的骚动反抗。此外，一个大的政府，虽然整个说来不能令人满意，但可以靠一些小手段来保持人民对它的顺从；因为分而治之的结果，会使每个局部对别的地方发生的情况一无所知，不敢首先起来骚动和起义。不必说，在这种国家里存在着对王公贵族们极端盲目的尊敬，因为人们很难见到君王，对他不熟悉，不知道他的弱点，自然会产生这种迷信。大国还能提供巨大的财力、物力来支持帝王摆出庄严壮观的体面排场，使普通百姓看了目瞪口呆，这也很自然地有助于奴役他们。在一个小国里，任何压迫行为马上就会被全体人民知道，对这种行为的牢骚不满很容易传布开来，愤怒情绪也容易升级，因为在这样的小国里，人民并不认为他们同掌权者之间的距离非常大。孔代亲王说，“没有一个人在他的书童眼睛里是个英雄”。确实，对于任何终有一死的血肉之躯来说，仰慕和熟悉总是难以并存的。即使是亚历山大大帝也要睡觉、恋爱，这使他明白自己并不是一个神。不过我认为，那些每天陪伴他的人由于看到他有数不清的弱点，也更容易对他的人性或仁爱方面看到不少令人信服的证据。小国林立对学术有利，因为它制止了权威和权力的进一步发展。声望对于掌权者来说时常是一种巨大的诱惑力，同样也能毁灭思想的自由和人们的检验能力。但是如果一些彼此为邻的国家在技艺和贸易上交往很多，它们的相互妒忌并不影响它们泰然自若地接受彼此的法律，还能促使它们留意别国的种种趣味和学术道理，并以极大的关注和精确性来检验彼此在每一种技艺、学术方面的成就。流俗意见的互相感染，不容易从一个地方广泛传播到另一些地方。在这个那个国家中，它很容易碰到阻碍，流行的偏见不会在各个国家里同时并发。唯有合乎自然和理性的东西，或者至少是强有力地模仿自然和理性的东西，才能通过一切障碍为自己开辟道路，把最堪匹敌的国家联合起来从事一种值得给予高度评价和赞美的事业。古希腊是一大串小的主权城邦国家，城邦很快就变成共和国；由于相互邻近，又有相同的语言和利益作纽带把它们联合起来，它们在贸易和学术上就产生了最密切的交往。这里还有良好的风土气候，土地不算贫瘠，还有一种最和谐悦耳容易理解的语言，这个民族具有的各种条件看来都有利于艺术和科学的兴起。在各个城邦里产生了一些艺术家和哲学家，他们不愿屈从于邻国的那些偏好；彼此的讨论和争辩使人们才智得到磨砺而敏锐起来；在判断者面前存在种种质难，每个人都向别人的选择提出挑战；科学不受官方限制而低头，就能茁壮生长，发展到至今仍是我们赞赏对象的可观地步。后来，罗马基督教或天主教教会散布到整个文明世界，长期垄断着全部学术，实际上成为一个教会统治的巨大国家，并且统一于一个首脑之下，于是各种学派就消失了，唯有逍遥学派的哲学允许在各个学院里传授，完全剥夺了其他一切学术的存在。不过人类终于还是挣脱了这种枷锁，事情有了转机。今天的情势又回过头来接近于往昔了，现在的欧洲仿佛是古希腊的一个摹本，只不过以前希腊的典型是小规模的，现在规模大了。我们在若干事例上已经看到了这种情势的益处。是什么力量阻挡了笛卡尔哲学的发展？我们知道法兰西民族曾经表现出对它的强烈兴趣，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末，但是来自欧洲另一些国家的反对使它受到阻遏，那里的人们很快发现了这个哲学的缺点和不足。对牛顿学说进行最严格的反复彻底的审查，并非来自他的本国人，而是来自外国人；如果牛顿学说能战胜如今来自欧洲所有国家的反对意见和对立观点，就可能把凯旋式的胜利永远传下去。英国人对于他们活动的舞台上出现的淫荡丑闻变得很敏感，是因为他们有法国人的端庄正派作为榜样。法国人确信他们剧院里由于上演的爱情戏和风流故事过多，变得有些软绵绵，女人气，就开始求助于一些邻国的更富于男子汉气概的艺术趣味。在中国，似乎有不少可观的文化礼仪和学术成就，在许多世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本应期待它们能成熟到比它们已经达到的要更完美和完备的地步。但是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大的帝国，使用同一种语言，用同一种法律治理，用同一种方式交流感情。任何导师，像孔夫子那样的先生，他们的威望和教诲很容易从这个帝国的某一角落传播到全国各地。没有人敢于抵制流行看法的洪流，后辈也没有足够的勇气敢对祖宗制定、世代相传、大家公认的成规提出异议。这似乎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理由，能说明为什么在这个巨大帝国里科学的进步如此缓慢。在地球上的四大洲里，欧洲是被海洋、河流和山脉隔裂最甚的地区，而在欧洲各国，希腊又是隔裂最甚的一个地方。这些地域很自然地被分割成一些不同的国家或政权，因此科学从希腊发源，而欧洲迄今为止一直是科学的故乡。有时候我爱这样想，在学术中断的那些时期，要是并没有毁掉古代的书籍文献和历史记载，那么由于统治权力的中断，废除了压制人类理性的专制势力，那这种学术的中断对艺术和科学毋宁是更有益的。就这一方面来说，政治权力的变动和社会的变动具有同样的影响。想想古代各个派别的哲学家对他们老师的那种盲目崇拜顺从的样子，你就会确信这样奴性十足的哲学即使经历许多世纪也不可能有多少进步。甚至在奥古斯都时代兴起的折衷主义哲学派别，尽管他们专心致志从各个不同方面自由选择他们喜欢的东西作为自己哲学的成分，但就其主要之点来看，还是同其他派别一样，是一种奴性的、缺少独立性的哲学家。他们不是在自然中寻求真理，而是在某些学派中寻求；他们以为真理必定能从某些派别的哲学里找到，虽然它并不全在某一派而是分散在许多流派之中。对复活以往学术来说，斯多噶派、伊壁鸠鲁派、柏拉图派和毕达哥拉斯派已经无法重新获得人们的信任和权威了。鉴于这些派别的失败和衰落，要使人们保持对某种学说的盲目尊敬和顺从，一些新的派别就产生出来，企图得到一种凌驾于它们之上的优越地位。
关于艺术与科学的兴起和进步这个主题，我要讲的第三点来自观察的看法是：虽然培育这些高贵树木唯一适宜的苗圃是自由的国家制度，可是它们也可以移植到其他政治制度的国家里去；共和国对于科学的成长是最有益的，而一个文明的君主国对于文雅艺术的成长是最有益的。要在一个大国家或社会里，靠一般的法律来保持社会的均衡，不论它实行的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都是一件困难十分巨大的工作；不管某个人天资多么聪颖，也不能单靠理性和思维的力量做到这一点。这项工作必须结合许多人的判断，他们的努力必须由经验来指导，要使这项工作臻于完备还必须有时间。在最初的尝试和试验中，他们不可避免地会犯许多错误，而纠正这些错误必须习惯于种种不便。因此，这项工作似乎不可能在任何君主制下开始和得到发展，因为这样的统治形式，尽管可以是文明的，它所知道的秘密和政治手段也无非是委任各种官员或长官，给他们以无限的权力，以及把人民一层层划分为许多等级，把他们置于奴役人的秩序规矩之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期待科学、文学艺术、法律会得到什么改进，人们的工艺和制造业也几乎得不到什么改进。在这种国家里，野蛮和愚昧（它们的政治统治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一直延续下来没有什么改变，靠不幸的奴隶们的努力和发明才能也绝不可能改变这种状况。不过，法律作为一切安全和幸福的源泉，尽管它在任何政治统治下产生较晚，而且是秩序和自由缓慢进步的产物，但要保持它并不像产生它那样困难；一旦站稳了脚跟，它就是一株有顽强生命力的树木，几乎不会由于人们缺乏教养或一时的暴行就完全毁灭。建筑在精致的鉴赏力和情感之上的奢华艺术，甚至文学艺术，是容易消失的，因为它们永远只是少数人欣赏的东西，这些人有闲暇，又幸运，又有天赋，因而他们能享受这些娱乐。可是对一切人有用的、普通生活需要的东西，一旦为人们所发现发明，就几乎不可能埋没湮灭，只有在社会遭到野蛮入侵者洪水猛兽般蹂躏而全部崩溃那种情形，才会消灭先前有关技艺和礼仪的一切印记。模仿也能使那些比较粗糙却更为有用的技术易于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并且使这些技术能先于精雅艺术得到进步；虽然从最早仿效和传播上说，或许它们会在精雅艺术之后。由于上述原因，最早由自由国家发明的政治艺术，可以由文明的君主国加以保持，因为这对保证君主和臣民的安全都有利。这样看来，君主制形式无论怎样完善，甚至可以出些政治家，这种完善还是应当归功于共和制度；不能设想在野蛮民族里建立起来的纯粹专制主义，靠它本来的力量和能力就能改进和洗炼它自身。它必须从自由的政府那里得到借鉴，才能建立它的法律、方法、制度，使自己得到稳定和秩序。这些利益都是靠共和国单独培育出来的。一个野蛮君主国范围广大的专制统治，由于贯穿渗透了这种制度的基本精神和种种细微末节，就永远阻碍着所有这类进步。在一个文明的君主国里，唯有君主在运用权力上不受限制，唯有他大权在握，除了习俗、实际事例和他本人的利益或兴趣而外，不受任何约束。每个大官或行政长官，不论如何突出，也必须服从治理整个社会的一般法律，必须按照规定的方式行使国王赋予他的权力。人民只是为了保证自己的财产安全，才需要依赖他们的统治权力。天高皇帝远，他们同君主之间没有什么个人之间的戒备提防和利益冲突，以致几乎没有感觉到对他的依赖。这样就产生了一种政府，对于这种政府，如果我们给它戴一顶政治大帽子，也可以把它叫做专制，但是如果恰当和谨慎些，就该承认它能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人民的安全，能实现政治社会所要求的大多数目的。但是，尽管在文明的君主国或在一个共和国里，人民都享有他们的财产安全，然而在这两种政治制度下，那些掌握最高权力的人手中都有许多大名大利的东西可以处置，它能激起人们的野心和贪欲。唯一的差别就在于：在共和国里，想往上爬的人必须眼睛向下才能得到人民的选票；而在君主国里，他们的注意力必须朝上，用讨好奉承来求得恩惠和大人物的宠爱。在前一条道路上想得到成功，一个人就必须靠自己的勤勉、能力和知识，使自己成为有用之才；在后一条道路上想得到荣华富贵，他就必须凭自己的机敏、谦顺和礼仪，使自己成为讨人喜欢的人。在共和国里，最能得到成功的是强有力的天才；在君主国里则是有优雅趣味的人。所以造成的结果是，前者比较自然地培育了科学，而后者比较自然地培育了文雅的艺术。不必说，由于君主国的稳定首先要依仗对僧侣和贵族迷信般的尊敬，因而它通常都要扼杀理性的自由，推崇宗教和政治，以及形而上学和道德。所有这些也形成一大套学问。数学和自然哲学，是自由理性中唯一能允许保存下来的东西，却一点也得不到重视。在交往谈话的艺术上，最叫人喜欢的莫过于相互致敬或恭谨有礼了，它使我们在对方面前抛开自己的意向爱好，克制和隐藏人心中非常自然的那种自以为是和傲慢。一个脾气好的人，如果受到良好教育，他会对所有人讲礼貌，用不着事先盘算一番，也不是为了什么好处。但为了使这种有价值的品质成为人们普遍具有的东西，似乎有必要用某些普遍的动机来辅助自然的素质。如果权力是从人民而来上升为巨大力量的，有如在一切共和国里的情形那样，那种谦恭优雅的礼仪就不会受到特别的重视；因为整个国家的人民由于上述原因在权力上近于平等，每个成员都在很大程度上彼此独立，人民由于有权参与政治而获益，由于地位优越而伟大。但是在一个文明的君主国里，从国王直到农夫之间有一连串的依赖关系，它虽然不足以使财产关系成为不确定的，也不足以使人民意气消沉，但是它还是足以在每个人身上产生一种取悦于比他地位高的人的倾向，并使他去仿效最善于讨有地位有教养的人喜欢的那种人的榜样。因此，谦恭有礼的态度在君主国里和宫廷里产生是最自然不过的事；只要它繁盛起来，就不会忽视或轻视任何一种文学艺术。欧洲各共和国现在被人指摘缺少礼仪风度。“一个瑞士人的礼仪到荷兰就开化了”（卢梭语），这是法国人的一个质朴说法。英国人在某种程度上也遭到同样的非议，尽管他们有学术和天才。如果说威尼斯人是这条法则的一个例外，那也许是由于他们同其他意大利人的交往所致；大多数意大利城市国家的政府都宁愿它们的臣民有一种奴性，而不愿他们在待人接物态度上有足够的开化。对于古代共和国在这方面的文雅程度要下一个判断是很困难的，不过我猜测他们的交谈艺术并没有他们在写作和组织方面的艺术那么完善。古代演说家在许多场合讲刻薄的脏话很刺人耳目，使人难以置信。在那些时代的作家中，浮夸也常常受不到任何攻击，放荡不拘、毫无节制成为他们的共同风度。“不管什么色鬼、老饕、赌棍都把他们的世袭家产挥霍于游乐、饮筵或寻花问柳之中”，萨鲁斯特在他的历史著作的一个最正经讲道德的地方写道。“因为在海伦时代之前，一个小姑娘就是引起战争的最可怕的原因”，这是贺拉斯在追溯善恶道德起源时的说法。奥维德和卢克莱修的放荡风度犹如罗彻斯特伯爵，虽然前者是很好的上等人和优雅的作家，而后者是因为生活在宫廷里受到腐化，似乎丧失了一切羞耻和庄重。尤维纳利斯以极大的热情谆谆教导人们要谦虚谨慎，可是如果我们看看他的言辞那样轻率，那他自己就提供了一个很坏的榜样。我也敢于断言，在古人那里，还没有像我们在交往中不得不向人表示或假装表示出来的那么多文雅教养，也没有那么多礼数周到的尊敬问候之类的东西。西塞罗确实是他那个时代一位最好的文质彬彬的人物；尽管如此，我必须承认，在他把自己引入作为一名对话者的那些对话体著作里，他描写自己朋友阿提库斯的那副可怜相，使我常常大为吃惊。这位既有学问又有美德的罗马人，虽然只是一位以个人名义从事活动的人物，他的庄严体面并不亚于罗马任何人，可是这里所描写的形象比起我们现代对话中斐拉雷特的朋友还要可怜可笑：他是演说家的一个卑躬屈膝的吹捧者，不时地向演说家致赞美之辞，接受他的教诲，像一个学派中人对他导师那样称颂备至。甚至加图在对话《斐尼布斯》中也有某种不讲礼貌的态度。我们知道古人一场有详尽细节的真实对话，那是波利比奥斯记述下来的。当多才多艺的马其顿王腓力同最讲礼仪的提图斯·弗拉米尼努斯会晤时，普鲁塔克说，来自几乎所有希腊城市的使者都陪伴着他。埃托利亚的使者非常唐突地对国王说，他的讲话像一个蠢材，一个疯子（ληρετυ）；这位陛下答道，“这是很明显的，连瞎子都看得出来。”这就是对瞎说八道的卓越讽刺。虽然如此，所有这些并没有越出通常范围，会谈也没受干扰，而弗拉米尼努斯也由于这些幽默的插曲感到很开心。到会谈快结束时，腓力请求留点时间同他的朋友商量商量，因为他们没有出席；这时这位罗马将军，如历史学家所说，因为也想显示一下自己的机智，就对他说，“为什么他没有让朋友们同他在一起呢？或许是因为他已经把他们全都杀掉了”；这就是当场实际发生的情形。这一粗野的无端攻击并没有受到历史学家的谴责，因为它并没有惹腓力生气，不过是勾起他冷笑了一下，或如我们通常所谓启齿一笑而已；也没有妨碍他第二天继续进行会谈。普鲁塔克在谈到弗拉米尼努斯的诙谐妙语时，也提到过这个故事。沃尔西大主教在为自己有名的傲慢用语做辩解时说，Ego et rex meus（我和我的国王），这个表述方式是符合拉丁用语习惯的，一个罗马人总是把自己放在他的说话对象或要说到的人前面的。然而这似乎正是一个例证，说明罗马人缺乏礼貌。古人把这一点定为规矩，就是在言谈中必须把最受尊敬的人放在前面；这条规矩被强调到这种程度，以致当我们看到罗马人和埃托利亚人庆祝他们联军战胜马其顿的胜利，由于忌妒不和彼此发生一场争吵时，才出现一位诗人先说埃托利亚人功绩，然后才说到罗马人的情形。同样，由于这条规矩，莉维娅对梯伯利乌斯在一条铭文里把她的名字写在他前边很反感。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有益的东西是纯粹的，没有掺杂的。同样，现代的礼仪风度，在自然地趋于讲究修饰时，不免时常变为矫揉造作、繁文缛节、虚伪不实和令人作呕的东西；而古代的质朴自然显得亲切动人，却不免时常降为粗鲁辱骂，说些刻薄和淫秽的话语之类。如果说讲究礼仪风度是现代的时尚，那么宫廷里和君主国里自然产生的豪华风流观念可能就是这类文雅修饰的起因。没有人否认这类发明是现代的；但是有些热心崇古的人认为这是无聊的浮华，荒唐可笑，为此指责而不是信任当今的时代。大自然在一切生物的两性之间灌注了一种情感，它即使在最凶猛、最贪婪的动物那里也不仅是单纯肉欲的满足，而是产生着一种友好和相互依恋之情，这种感情延续于它们全部生活的行程中。还有，即使在这类动物里，只要自然把它们的交配欲望限制在某个季节、某一配偶上，在一对雌雄动物之间形成某种婚姻或结合形式，就能看到这里还有一种满足感和为对方效劳的举动，进一步就产生了雌雄间相互的温存和恩爱。这些在人身上表现出来的必定比它们要更多更甚，因为人类的性爱不像这些动物那样受自然的限制，只要偶然碰到某些强烈的诱惑，或者由于认为自己有这种义务和方便就能引起。因此，就没有什么比风流韵事之类激情更少使人反感的了。相比之下，它是最合乎自然的。在最优雅的宫廷里，艺术和教育并没有改变它，有如它并不改变其他一切可赞美的激情一样。它们只不过使人心更加专注于它，使它精致，使它洗炼，使它温雅体面和善于表达。风流韵事既可以是合乎自然的，也可以是豪爽豁达的。纠正会使我们对其他人犯下真正伤害罪过的种种恶德，是道德的任务，也是最普通的教育要做的事。如果不在一定程度上注意这件工作，人类社会就无法存在下去。不过为了交谈和人心之间的交流更容易和更使人乐于进行，还需要发明种种的方式方法，并加以改进。无论自然赋予我们心灵什么恶的倾向，或赋予什么能使别人感到喜欢的情感，精致的教养就会教导人们把这些天生的倾向对立起来，使它们引起的举止保持某种不同于自然天性的有情趣的外貌。因此，如果说我们通常都是骄傲和自私的，容易自以为比别人强，一个懂礼貌的人还是会在举止上尊重他的同伴，在社会上一切无关紧要的共同事务上服从大多数人的意见和行为。同样，如果一个人的地位会很自然地招来对他某些使人不快的怀疑，那么有好的姿态风度就能预防这类事情的发生；这就需要针对使他容易受人嫉妒的地方，仔细研究怎样表示和展现自己的感情。老年人知道自己衰弱无力，很自然害怕年青人对他们轻视；所以受到良好教育的青年格外注意多多向他们的长辈表示关心和敬重。陌生人和外来人缺少保护照料，所以在一切讲礼貌的国家里，他们受到最高的礼遇，在各种场合都要首先提到他们。一个人如果身为一家之主，他的客人就以一定方式尊重他的权威；所以他在聚会时就永远是一个最卑微的人，要关照每个人的需要，把一切麻烦事揽在自己身上，以便使客人感到愉快，这样做的时候他不能明显地流露出任何厌烦情绪，或者做得过分使他的客人感到拘束。风流韵事同样是值得人们给予强烈注意的一个方面。由于自然赋予男子身心两方面更大的力量，使他们比女人优越，男子就应该在举止上豁达大度，认真细心地尊重和殷勤满足女人方面的一切爱好和意见。野蛮民族是靠把他们的女人贬为最低贱的奴婢，限制她们，鞭打她们，出卖她们，杀死她们等等，来显示男人的优越地位的。但是在一个讲礼貌的民族里，男性是在一种更丰富多彩的、其明显程度毫不亚于前者的方式下，发现自己对妇女的权威的；这就要靠礼仪风度，对她们尊重，亲切温柔等等，一句话，靠风流倜傥。在美好的聚会上，你不需要打听谁是酒席的主人。谁坐在最不显眼的位子上，总是忙于照顾每个人的，一定是主人。我们应当谴责所有浮华的、虚伪的豪爽模样，容许诚恳实在的风流气度。古代俄国人娶妻时不用戒指，而是用一根鞭子；他们在家里待客时总是自己坐在上席，甚至在对待外国使臣时也那样。这两个事例说明他们在豁达大度和礼貌风度上是多么差劲。风流韵事同智慧与谨慎也是可以相容的，其程度不亚于它能合乎自然和豪爽大度；只要遵循正当的规矩，它对青年男女之间的愉快交往和感情增进，比任何其他办法都更有益。在各种各样动物中，自然都把这些动物最甜蜜和最好的愉快享受，建筑在它们性爱的基础之上。但是单靠肉欲的满足是不足以使心灵喜悦的；甚至在残忍的野兽那里，我们也能看到它们的嬉戏，调情，以及别的一些讨对方欢心的表现方式。这些构成了它们彼此喜爱的接触过程的最大部分。在有理性的人类身上，我们必须承认心灵的活动占有更大的比重。如果我们把理性、谈话、同情心、友谊以及欢乐等等所有装饰我们心灵使它愉快的东西通通剥夺掉，那么也就不会剩下什么值得我们承认的东西，能使我们肯定真正的优雅和奢华。有什么培养仪表风度的学校，会比同善良的女性在一起做伴更好的呢？在这里，彼此尽力使对方感到愉快，必能在不知不觉中使心灵优美；在这里，女性的温柔淑静，必能以其榜样的力量把它传递给它的赞美者；在这里，女性的精细雅致使每个男子必须检点自己，以免做出任何不庄重的举止行为。在古人那里，女人的美好品德被认为只是在家里才有的东西，从不认为它是属于礼仪世界或良好社交的事情。这或许就是古人为什么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有趣的优秀作品的真实原因所在（塞诺封的《饮宴篇》和琉善的《对话集》也许可以除外），虽说他们许多严肃的作品是无与伦比的。贺拉斯指责普劳图斯粗俗的挖苦嘲笑和无聊的诙谐戏谑，可是，尽管他是世上最流畅、最受欢迎和最有见地的一位作家，他自己在引别人发笑的讽刺才能方面是否就很突出或优秀呢？所以，要说文学艺术能从风流韵事和它得以首先兴起的宫廷里得到很大促进，这就是其中之一。
言归正传，现在我来谈谈关于本文主题即艺术与科学兴起和进步的第四点来自观察的看法吧。这就是：在任何国家里当艺术和科学达到完美地步时，它们就自然地，或者毋宁说必然地要趋于衰落，而且在这个国家里它们很少甚至绝不能恢复往日的繁荣。必须承认，这个道理虽然符合经验，乍看起来却像是不合理的。如果人类的自然才能在一切时代和几乎一切国家里都是一样的（这看来是真实的），那么在具备了各种艺术上可以用来规整鉴赏力，确立仿效榜样的典范时，这些天资必定会获得很大的进展和开发。古人留给我们的那些典范，两百年前就启发着所有的艺术，并使它们在欧洲各国都得到了重大的进步。可是，在图拉真及其后继者统治的时期，这些典范为什么就没有起到类似的作用呢？那时它们更完整无缺，并且仍然受到整个罗马世界的赞扬和学习。直到查士丁尼皇帝那么晚的时期，希腊人所知道的伟大诗人还是荷马，罗马人所知道的还是维吉尔，因为他们最优秀卓越。对于这些神圣天才的高度尊崇一直保持下来，虽说在许多世纪里出现过不少诗人，没有人敢说自己已经模仿到了他们。一个人的天资总是在生活道路的开端就存在着的，不过当时他自己和别人都不认识。只是由于经常的尝试，伴随着成功，他才敢想他自己配做某些已经得到人们赞扬有所成就的人们所做的那些工作。要是在他本国已经有了许多雄辩的卓越典范，他会很自然地把自己的幼稚习作同这些典范加以比较，由于感到差距太大，就没有勇气再做进一步的探索，并且绝不敢同那些享有盛誉的作家比高低。高尚的竞争是一切卓越才能的源泉。尊崇和节制自然会消灭竞争；而且没有什么比过分的尊崇与节制对一个真正伟大的天才更有害的了。再说竞争，高尚艺术最大的鼓舞者是赞美和光荣。一个作者在他听到世界上对他先前作品的赞扬之声时就灌注了活跃的生气；他为这种动力唤起，常常能达到某种完美的顶点，以致他本人和读者都感到惊奇。但是，如果荣誉的桂冠都已被人拿走了，他的最初尝试就只会遭到公众的冷遇；因为公众在比较作品时虽然认为两者本身都是相当优秀的，可他们由于已经有了一个树立好的光辉榜样而从中得到益处了。莫里哀和高乃依的早期作品在当时是很受欢迎的，但是如果放到现在这个时候来发表，这两位年轻诗人就会因公众的冷漠和轻视感到沮丧。只是因为时代的无知状况人们才接受了《李尔王》，不过我们能有摩尔人这个形象还得归功于先有了它。要是《人人高兴》受到拒绝，我们就决不会看到《狐狸》。任何国家要是从它们的邻邦引进过于完美的艺术，大概都不是什么有利的事情。这会扑灭竞争心，使有才华的年轻人热情消沉。那么多意大利名画带到英国来，没有激发我们的艺术家，反而成为他们在绘画艺术上进步甚微的原因。罗马人接受希腊艺术时发生的情况大概也是如此。在法语里，礼仪用语名目繁多，传播到全德意志和北欧，阻碍了这些民族发展他们自己的语言，并且使自己的语言一直依赖着他们邻邦这些优雅动听的东西。确实古人在各种作品上都给我们留下了典范，它们是值得高度赞美的。不过，这些作品是用唯有有学识的人才能懂得的语言写出来的，而且我要说，把现代人的才智同那些生活在非常遥远的古代的作家相比，也是不那么完全恰当的。假如沃勒生在罗马提比略统治的时代，在同贺拉斯的完美之作相比时，他的最初作品就会遭到蔑视。但是在我们这个岛国，罗马诗人的优越之点并没有因为英国诗人的名声而受到贬抑。我们在评价我们自己的诗歌时，认为在我们的风土人情和语言中能够产生一种对原先那么卓越的作品说来仅仅是模糊的副本，也就感到幸福和心满意足了。一言以蔽之，艺术和科学，同某些植物一样，需要一块新鲜的土壤；无论土地多么富饶，也无论你怎样用技艺和细心来补充它，一旦地力耗尽，那它就再也不能产生出任何这类完善和完美的东西来了。
选自《人性的高贵与卑劣》，【英】休谟 著，杨适 译，北京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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